蔡英文要召開“國事會議”暴露急切心態

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目前正深陷於“失去政治舞台”的恐懼之中。一年前，當她為了參選“總統”得到美國的支持，因而率團前往美國訪問之時，不但是台灣媒體將之視為重大事件，幾乎是傾巢而出緊密跟隨採訪，從拜會美國官員、智庫，到出席“台僑”團體的造勢及籌款集會，每走一步每說一句話，都钜細無遺地報回台灣；而且也嚇壞了馬英九，連忙派出“台灣加油讚”執行長曾永權，以“立法院”副院長的身份率領有金溥聰參與的代表團前赴美國，或是沿著蔡英文剛走過的路進行“消毒”，或是搶在蔡英文之前“截胡”，台灣媒體更是就蔡英文與金溥聰所能見到的華府官員的層級高低對比而喋喋不休。這真讓蔡英文享盡了“準“總統”的待遇及風光。但蔡英文的今次赴美“謝票之旅”，竟沒有多少媒體感到興趣，整個行程只有在會見“台僑”團體時發表的一番話有見報，但也只是豆腐塊的那麼一點篇幅。此外，她曾經到過甚麼地方，見了甚麼人，說了甚麼話，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就像“透明”似的。長此下去，不要說是在與蘇貞昌爭奪“二零一六”的出線權時將會吃大虧，就是二零一四年的民進黨主席選舉，也將處於被動地位，這對已經習慣於佔盡媒體版面的蔡英文，如何受得了？

為了搶佔輿論陣地，至少是必須提高見報率，更是為了找回“政治舞台”，於是蔡英文出招了。而且一出招，就是要佔據台灣政治舞台的最高點，要求馬英九就“退休年金及財政改革”議題召開“國是會議”，一下子就將自己拔升到“與“總統”平等”的高度，並搶下了公平公正的話語權。而且，她還登門拜訪當年首創“國是會議”的李登輝，尋求支持，其實是要取得舉辦“國是會議”的正當性和權威性，直把自己當作是李登輝的“傳人”。

最初，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是並不將蔡英文的這一招數放在眼中的，而且也因蔡英文並未在事前知會他而對此主張冷淡以對。但當蔡英文的主張在社會上獲得一些迴響，眼看就要被蔡英文蓋過風頭之後，這才慌了神，主動約見蔡英文，將“國是會議”轉為“民進黨的決議”。為此，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提案，籲請馬英九召開“國是會議”，並成立“退休年金改革委員會”，卻慘遭國民黨團封殺。 

至此，馬英九這才好整以暇，於昨晚由“總統府”發言人范姜泰基出面召開臨時記者會，表示為回應蔡英文和蘇貞昌對於“年金制度和財政改革議題”的關切，馬英九將先邀請二人到府出席“國政諮詢會談”，針對民眾關心的重大議題交換意見，不論是二人同時和馬英九見面，或者分開見面都可以，至於其他政黨領袖則不在這次的邀約之列。會談的重要結論，府方會交由“行政院”參考，至於時間則是越快越好。范姜泰基還針對民進黨所提的“國是會議”建議指出，任何涉及修法的議題，都要回歸議會，因此召開“國是會議”有迭床架屋之嫌，同時也曠日廢時。不過，范姜泰基也說，是否召開“國是會議”，也可以列在諮詢會談中交換意見。

馬英九邀請蘇貞昌、蔡英文二人與馬英九會面對談的回應，當然是與蔡英文“召開國是會議”的主張有著嚴重的落差。看來，蔡英文要佔領台灣政治“頂峰”的這一招，被馬英九以“四兩撥千金”及“連消帶打”的手法，輕易地予以化解了。

實際上，所謂“國是會議”，按照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劉義周早前的解釋，其中的“國是”是是非的“是”，因而代表著將“國家”重要的計劃與政策引導到正確的方向。當“政府”要執行政策時，由所屬機關擬定，再送“立法院”審查，通過後就可執行，這是體制內的做法。“國是會議”則是體制外的活動，是朝野專門針對“國家”的重要計劃、政策來進行討論的會議。當朝野對“國家”政策存有質疑和不明確的時候，即可對議會提出召開的建議，沒有固定的召開時間。但關鍵的，是由政府主持，而不是民間主持。此前進行的“民間國是會議”，則又當別論，因為它老老實實地自稱“民間”，不是由官方主導，更沒有官方官員參與。因而其所作出的結論，當然可以要求“政府”參考吸收，但就沒有強制性。

蔡英文目前既沒有社會公職，也沒有黨職，只是小英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而台灣地區的基金會遍地都是，甚至有孝子賢孫為了紀念自己的父祖輩，而拿出了幾個錢，也可以成立基金會，不過卻不具社會政治功能。而蔡英文卻為了一個僅是屬於公共行政政策的退休年金及財政改革問題，就要“獅子開大口”地召開“國是會議”，也就難免會予人“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覺。而且，“退休年金”雖然也可說是公共行政政策事務，但卻非屬於“國政方針”的大事。而她為了給自己的召開“國是會議”的主張“抹金”，還要拜訪當年主持“國是會議”的李登輝，也就可見其“政治野心”之大了。

實際上，在台灣地區的政治史上，只是召開過兩次“國是會議”，其中一次又叫“國家發展會議”。但最具歷史意義的是一九九零年六月下旬召開至圓山飯店舉行的“國是會議”，那是台灣地區繼民進黨成立，宣佈“解除戒嚴”，社會政治運動由政治自由化走向政治民主化關鍵的一步。當年三月中下旬，在“國民大會”選舉“總統”的前夕，六千多名大學生發起了“野百合學運”，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提出了“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李登輝籍此計劃，壓制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並推動帶有“獨台”意識的“總統”直選。於是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三個月後召開“國是會議”。一百五十位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這次“國是會議”有其進步的一面，推動了民主改革，終止了“動員戡亂時期”，使得台灣社會步向正常化，並在大陸政策和兩岸關係方面達成了四項共識，推動日後制訂開放與安全兼顧的階段性大陸政策，決定放寬功能性交流（政治性談判則從嚴），“政府”授權中介團體與大陸進行對等談判，從而促成了成立海基會及與對岸海協會進行“汪辜會談”。但“國事會議”也有負面的東西，那就是其所推動的“修憲”，尤其是“總統”直選，不但是為李登輝進行“獨台”活動提供了法理依據，而且也為民進黨的上台創造了“憲政”條件。

而後來進行的以“國家發展會議”為名的“國是會議”，其中的一項“成果”則是達成了“凍省”的共識。雖然針對的是宋楚瑜，但因為“凍”掉了台灣省，而使得“中華民國”成了“台灣國”的代名詞。

不管怎樣，由此可見，舉行“國是會議”是重大的政治行為，而如今蔡英文只是以“退休年金”的小議題就主張要召開“國是會議”，十足的小題大做。不過，這也暴露了她要重返政治舞台的急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