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 年國民黨為什麼失敗？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歷史教科書說：國民黨因為反共反人民，貪污腐敗而被人民推翻了。現在中外學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最流行的是：國民黨的失敗乃是“歷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軍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因素，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覆亡。如此說法非常全面，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軍事。如果樸素地還原到基本史實，國民黨軍事失敗乃是最重要的失敗，其他原因都是從這裡派生出來的，說到底還是軍事第一。1949年3 月5 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就是亡了軍隊[1] (p.44)。毛澤東後來多次說過類似的話：“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元帥、將軍中間，只有林彪，劉伯承等有數的幾個是軍事學校中出來的……不是黃埔軍校的洋包子打敗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敗了洋包子。”[2]毛澤東說的是事實：在國民黨軍內，特別是中央軍的中高級指揮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張靈甫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生，是抗日名將；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學，系黃埔二期生，1933 年留德三年學工兵，通德、英文，善詩律，也是抗日名將。相比之下，中共將領大多文化低，多為貧苦農民出身，知識分子擔任高級軍事將領的極少。國民黨高級將領都通文墨，中低級軍官大多也有文化。為什麼會被沒文化的“老粗”打敗？共產黨確實創造了奇蹟。
一、抗戰勝利後，很少人想過國民黨政權有可能被中共打敗
首先從實力對比上講，國共雙方懸殊較大，國民黨佔絕對優勢。1945年底，國民黨軍數量有450 萬，共產黨軍隊只有127 萬[3] (p.108)。在武器裝備方面，國民黨軍隊多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偽軍武器，明顯優於中共。據國民黨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報告，政府軍有可起飛的飛機344 架，並有海軍船艦240 多艘[3] (p.107)。在獲得外援方面，蘇聯在東北雖然也給中共不少援助，但總量上少於美國對蔣的援助。
由於國共力量對比懸殊，蔣介石輕視共產黨軍隊的思想非常嚴重。1945 年9 月23 日，蔣介石說：“長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體完畢，隴海路亦已接收過半，共匪禍患已除其半矣”[3] (p.110)，而實際上共產黨軍隊集中在長江以北，實力俱在。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彭學沛說，共產黨軍隊只是“毫無訓練的老百姓”[3] (p.109)，1946年5 月，四平戰役國民黨獲勝後，蔣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裡，他說“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瓦解無疑”，“共果不就範，一年期可削平之”[4] (pp.128~129，131)。6月17日，蔣介石還說，“共產黨的戰術和江西時代一樣，並無多少進步……他們在東北雖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並不知道運用”。“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如果配合的好，運用靈活……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姦匪消滅”[5] (p.645)。
老百姓在抗戰勝利後的一個階段，普遍將國民黨和蔣介石視為“正統”，沒想過國民黨有可能被中共打敗。抗戰勝利，中國進入“五強”，蔣介石的聲望達到頂點。前福州軍區政委江擁輝的回憶說，八路軍從山東到東北，“那感覺是天冷，人也冷。有時老百姓也圍著你，那是看熱鬧賣呆的。四平保衛戰後北撤，到吉林時又飢又渴，想買點東西吃，路邊店鋪關得緊緊的，怎麼敲門也不開……我們前腳出城，國民黨後腳就進城了，老百姓都擁到大街上，有的還揮動著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黨”[6] (p.277)。
毛澤東也沒想到中共會快速戰勝國民黨。毛澤東在1944 年12 月說過，“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5] (p.517)。但當時只是在黨內高層表達的一種心裡願望。幾年以後，毛澤東才提出要敢於勝利、敢於打敗蔣介石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到那個時候，許多中共黨員也沒想到果真能打敗國民黨。
地方實力派也沒想過蔣敗毛勝。傅作義等在1946年公開批評毛澤東與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場：“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苦戰之後，一致渴望和平，而毛澤東的路線，卻是全面掀起戰爭，號召人民參戰參軍，長期戰爭”，“一年以來，國家就在商談不斷而戰亂無已的情況下，勝利的光彩退色了，國際地位降落了，全國人民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這個罪惡的責任，誰應該擔負呢？”[5] (p.650) *
1945年後，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蔣介石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擁護到不滿的變化過程。1943年後，隨著經濟狀況惡化及國民黨官僚腐敗的越演越烈，在大後方高校中，左傾思想逐漸傳播，但當時多數知識分子是中間派。1943年4月4 日，蔣介石前往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視察，受到數千學生歡呼，使蔣頗為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彼等親愛熱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無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現者，平生之樂，惟此而已。”[7] (卷五上，p.300)
1945年12 月16 日，蔣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會見兩萬多名大、中學生，又受到熱烈歡迎。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講話畢，即往場中巡閱，初時學生尚有秩序，餘與其中數人握手以後，其他學生離隊前來，使餘受圍不能前進，餘乃登壇答禮，正向西階步出時，未下階，學生又擁擠而上，以後愈擠愈緊，一時乃至不能吐氣，侍衛心慌，擁餘向外，而愈不能出，餘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擁擠在群眾之中，或進或出，局促於一圈之內，足有一小時之久，此為從來所未經歷之情景也。青年之熱情有如此者，能不為之感奮乎？ ”[7] (卷五下，pp.903~904)
美國學者胡素珊的研究證明，40 年代後期，學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國民黨，而只是限制它的權力……他們中間多數人顯然不贊成中共統治中國的想法”[8] (p.52)，她例舉了當時的調查資料：到1948 年12 月，學生中只有3.7%的人讚成共產黨政府，而72%的人讚成組織聯合政府[8] (p.98)。知識分子對蔣介石有批評也有期待。胡適、傅斯年等則是公開國情國民黨，更多知識分子抱觀望的態度。
國民黨方面雖然知道經八年抗戰，中共軍力已大為擴充，但是抗戰以後雙方畢竟沒有大規模交手，而國民黨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經驗又嚴重誤導了國民黨中的中高級將領，使之嚴重輕敵。從蔣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再到領兵的國民黨將領，多把中共軍隊看成是“烏合之眾”。
和高調的國民黨相比，這個時期的中共對外十分低調。雖然中共軍隊在數量上不佔優勢，但中共也有獨特的優勢，這就是經過八年抗戰，生聚教訓，中共實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 年“百團大戰”後，在繼續和敵軍作戰的情況下，重視軍力的發展和保護。
2.思想統一，和國民黨奪天下的意識明確。
3.黨、政、軍完全軍事化，指揮統一，輕裝上陣。
4.經過土改，擴大並強化了中共的社會基礎，使得中共軍隊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誠的偽軍，使中共擴充了兵力。黃克誠說，幾個月時間，開往東北的10 萬部隊就擴大為30 餘萬，其中許多為前偽軍[9] (pp.199~200)。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從事醫務和技術兵種，從東北直跟到華南。共產黨在用人之際，沒有教條主義，只要有用都吸收。
5. 中共軍隊不需發工資，只要吃飯穿衣就可，沒有負擔。國民黨軍隊則要支付巨額軍餉，蔣介石在1949 年4 月30 日的日記上寫道：“軍餉發給現銀導致金融枯竭”[10] (p.88)。
6.中共幹部沒有私產，這點尤其重要。蔣介石在1949 年6 月8 日日記中有一段為“以敵人之長處為藉鑑”，列數中共優點七項，將“幹部不准有私產”列為第一條[10] (p.86) 。
7.進入東北後，得到蘇軍的巨大支持，包括軍火方面。蘇軍佔領下的北朝鮮也給了東北民主聯軍許多援助和便利。1946 年7 月後，中共東北局在平壤設有辦事處，在其他四個城鎮設分辦事處，對外稱“平壤利民公司”，老資格的中共黨員朱理治任全權代表，僅平壤辦事處就有工作人員近百人。北朝鮮曾援助東北民主聯軍兩千車皮的軍火物資[11] (pp.457~463)。
8.由於抗戰期間八路軍的作戰方式多為游擊戰，不少高級將領連運動戰都不會打了，為適應和國民黨的決戰，東北自衛軍（後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在戰法上實現了迅速轉變。萬毅回憶說，他在1946 年初開始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還弄不清楚運動戰應當怎麼打[5] (p.637)。在東北打了幾仗後，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戰法[6] (p.87)。9.中共無所謂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根本不在乎因丟失地盤國際輿論會有什麼看法。
現在看，國民黨在1945—1946 年的驕傲是虛火上升。國民黨歷史上的幾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 年逼迫紅軍向西突圍，那是因為國民黨軍隊佔了絕對優勢。現在看，即使當時中央紅軍由毛澤東領軍，若國內形勢不發生變化，中共處境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抗戰期間國軍打日本侵略軍常有重大戰果，那是因為民族主義激發了國軍的抗日鬥志。1946年春，國民黨在東北挾抗戰勝利之勢，加之由善戰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敗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爾濱。但是1947 年後國民黨軍隊就節節失敗了，蔣介石所面臨的內外矛盾進一步加劇。這一年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其標誌就是國民黨從強者變成弱者，只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
二、1947年，蔣介石無法建立舉國一致的戰爭動員體制，軍事戰略指揮嚴重混亂，軍事失敗導致國家經濟形勢極度惡化
1947年，導致國民黨由強變弱的關鍵因素是蔣介石的戰略方針有重大缺陷。蔣介石的致命的繩索是以“保城守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1947 年後，他明確以爭城奪地及確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這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國民政府既為執政當局，就要承擔所謂“守土保民”的責任。可是，國民黨軍隊要守護的攤子太大，為反擊國民黨在東北的進攻，中共軍隊在關內四面開花，使得國民黨軍窮於對付，兵力不敷使用，蔣介石為此深為憂慮，他感嘆“防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7] (卷七上，p.33)，國民黨於是就“抓壯丁”，又造成民怨沸騰。
國民黨軍費巨大，軍隊官兵要發餉，要開飯，這是一筆巨大的支出。蔣介石的親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說，他的很大任務就是徵糧送東北內戰戰場，不問豐歉，都徵到九成以上，由於徵糧任務重，江西省田糧處處長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12] (p.590)。國民黨短期內又不能打贏內戰，局勢無法平穩，致使經濟出現嚴重危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狂漲，蔣介石卻不在意，以為只是暫時現象[5] (p.653)。
1947年12月25日國民黨開始行憲，次年4月舉行第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南京各派係你爭我鬥，好像戰爭遠在天邊。蔣介石本應知道軍事的重要，可是卻在大戰之際，沒把軍事放第一，相反卻把許多精力放在開“國大”，選總統，而此時國內危機已到了爆發的臨界點。1948 年2月，甚至出現“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擊傷市長，舞女結伴搗毀社會局”[7] (卷七上，p.28)等事件。蔣介石在2 月11 日的日記中慨嘆“經濟窘迫，人心動搖，軍事失利，環境險惡極矣”[7] (卷七上，p.33)。情勢如此惡化，為什麼還要舉行“國大”，是蔣要虛名？還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國朝野的反共意志？
將介石對推行民主憲政有興趣也意願，即使是半心半意，也給中共提供了機會。1945 年秋天，毛澤東在重慶通過和蔣介石的幾次長談和近距離的接觸，看穿了蔣實際上是“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回延安後，毛澤東說：“我看蔣介石兇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我們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18 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13] (p.422)毛澤東看出蔣和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蔣介石是局中人當然不知此理，當他悟出此道時已經太晚。
1948年5 月，蔣介石就任總統，其時正內外交困，東北戰局瀕臨絕望，西北、華北也陷入困境。上海的物價指數已漲到戰前的三百萬倍，法幣已如廢紙。8 月，王雲五主持幣制改革，以舊法幣300萬元兌換金圓券一元，初始情況不錯。蔣介石日記稱，“一星期下來總共收入一千八百多萬美元，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萬美元之多；對於人民如此擁護改革政策頗感意外與欣慰”。實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萬美元[10] (p.85)。
但很快金圓券也失敗了，是什麼原因？國統區經濟崩潰是由東北戰事引發的。在東北被困的國民黨四五十萬軍隊，因東北地區偏遠，軍需補給消耗驚人。戰後國民政府的支出，65%~70%用於軍事，而軍事預算中，東北戰爭消耗了大半。最後長春等城市被圍，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 年當時的行政院長翁文灝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都用到東北去了。
蔣介石後來總結大陸失敗教訓時提到，當初“誤信馬歇爾的調處，將最精良的國軍開到東北，以致大陸空虛，各戰場都感到兵力單薄”[7] (卷七下，p.395 )。這是事後話，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他怎麼可能不派軍隊去接收淪亡十四年的東北？國民黨在東北戰局的失敗更多是和軍事主帥的錯誤指揮，以及未能及時施惠於民眾所關。隨著中共在東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統觀”想法的東北民眾得到了實際利益，在“保衛土改果實”的口號下，他們積極參軍，被源源不斷地補充進了“四野”，從而使“四野”在東北獲得了對國民黨軍壓倒性的優勢。
在國統區，由軍事失敗帶動經濟崩潰，再引發學潮，如此惡性循環，當時的一般社會大眾都感到人心惶惑，輿論普遍憎惡國民黨貪污腐敗。
金圓券的失敗造成人心大崩潰，但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危機，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餓死了，此時銀元（“袁大頭”）已成為流通貨幣。當局對一些軍、公、教人員還實行實物配給。解放軍打下天津，某團駐在一中學教員家，房東“他們早晨油條、豆漿、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飯、饅頭，炒幾個菜，相當於團級幹部的小灶”[6] (p. 136)。
為什麼造成如此局面？當然是因為仗沒打好，但是為什麼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蔣介石得不到民眾支持。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成都郊縣為美軍的“空中堡壘”修9 座機場，45 萬老百姓自帶乾糧，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幾個月就修成了機場，這種場面，誰見之不感動落淚？那個時候，政府對底層民眾沒有關懷、照顧，大家以“抗戰第一”多予諒解，但是內戰爆發後就不一樣了，老百姓是不願打仗的。國民黨忙於和中共爭奪地盤，而共產黨以土改爭取農民支持，國民黨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諸如《修訂土地法草案》等條令，但是並未實行。
國民黨政府在內戰爆發後，始終沒能建立舉國一致的軍事動員體制，“總體戰”只是一句口號，甚至連口號都稱不上。
老百姓不知道為什麼要打內戰，國民黨也沒有辦法讓人民接受它對“戡亂”的解釋。雖然國民黨政府宣布全國進入“戡亂”時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國人完全沒有進入非常時期的感覺。蔣介石在1951 年也承認：我們當時的確沒有動員[7] (卷十，p.208)。
國民黨對美公關也很差。美國支持蔣介石，但又附加不少條件，美援一旦不來，國民黨上下“頓失信心”[14] (p.489)，精神幾乎崩潰。1948 年2 月18 日，杜魯門向國會提出援蔣5.7 億美元財政援助，後修訂為其中1.2 億美元為軍用物資，4月3 日獲國會通過，但到淮海戰役打起來時，美援第一批軍火才到中國[14] (p.445)。
蔣介石對內整飭更不行。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從沒有實現真正統一，特別在軍隊方面的統一，不同軍系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在局勢危急時，內部衝突更加劇烈。蔣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係與非嫡系劃得很清楚。他在1945 年3 月25日的日記中以蔑視態度大罵出身彝族的龍雲：“龍雲之驕橫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玀玀終身為玀玀，夜郎自大為意中事，無足為奇。”[3] (p.278)蔣系內部也矛盾重重，戰場上擁兵自重，見死不救，已是常態。
蔣介石感嘆國民黨不能做到毛澤東的一元化。在被解放軍追得東奔西跑的1949 年，他在日記裡不是罵毛澤東，而是讚毛澤東。1949年6月25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看毛澤東所製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頗有益於我也”[10] (p.90)。他特別欣賞中共善於“檢討、研究、批評、學習、坦白”[10] (p.86)。說到底，蔣介石沒有形成概念的軍事思想，而他的對手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雖然有時蔣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確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見是對的，當遇到反對，蔣介石卻不能堅持。1948 年2 月，蔣介石多次要衛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衛不聽，蔣也就听之任之。蔣介石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作義不捨得離開察、綏老地盤，說出的理由是：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介石也就同意了[6] (p.32)。
蔣介石的指揮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歡越級直接指揮。在蔣身邊負責作戰事務的郭汝瑰幾十年後寫道：由於當時通信不發達，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蔣介石雖是根據前方的報告作指示，下達命令，可是命令下來，情況已經變化，而軍師長因怕受軍法審判，有時明知蔣介石的指令有錯也執行[15] (p.416)。白崇禧當時就批評蔣“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16] (pp.462~463)。何應欽則批評部隊團長以上人選皆由蔣介石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
對於白崇禧等的上述意見，蔣介石完全拒絕。1948 年8 月17 日，他在日記中加以辯駁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餘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於餘一人，試問餘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餘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3] (p.280)
內戰初，蔣介石細定了戰術守則：“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與本隊及後衛、側衛等部署”[3] (p.113)。這樣的指令猶如舊時普魯士、日本士官學校的戰役學教程，怎麼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蔣介石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戰術指導，諸如：“口袋戰術”“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為永無錯誤的教科書式的語言。相比之下，林彪是從戰場上總結出戰術原則，他的六個戰術原則：一點兩面，三三製，四快一慢等。一有機會就講，不僅師團幹部會用，連許多老兵都懂、會用[6] (p.19)。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蔣介石很少有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粟裕這樣的統帥型將領。在東北，蔣介石臨陣換將，先杜聿明，繼陳誠，再衛立煌等，都無堪重用。淮海戰役是關鍵到“黨國”生死存亡之戰，蔣介石仍然沒有章法，重用的幾個人都不行。毛澤東也在東北換將，但都是為了減少矛盾，以求高度統一。林彪與彭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不同意見，1946 年6 月16 日，毛澤東任命林彪為東北最高軍政首長，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歸林彪節制。
蔣介石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從和人身依附。白崇禧是國民黨軍中少見的統帥型將領，因不是蔣介石的人，聰明才智不能得以發揮。蔣介石重用胡宗南幾十年，但關鍵時胡宗南卻讓蔣大失所望。國軍中的政工部門不起任何作用。1946 年6 月內戰爆發之時，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開始學美軍，從軍中撤出黨部，軍委會政治部改為新聞局，另外成立國防部監察局和民事局，將原政治部的職能一分為三。黨部退出軍隊後，政工人員在軍中更無地位，普遍被視為“賣狗皮膏藥的”，使軍隊更無凝聚力。內戰後期，國軍官兵談論國軍失敗，像是談別人的事，都“幸災樂禍”，直到大家都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至於虛報戰功，矇騙上峰，在國民黨軍中已是常態，以至於1949 年10 月25 日，國民黨軍在金門取得幾年來第一次勝利，蔣介石還懷疑消息是否有假，因為“前方報案之不實幾乎每每如此”[10] (p.93)。
三、共產黨對國民黨軍事上成功的情報滲透
抗戰前，在國民黨反共的大環境下，中共無法向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大規模滲透，錢壯飛等是個別事例，1931 年4 月顧順章叛變，自此之後就不再有類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戰前，國民黨對中共領導機關的滲透和破壞卻經常得手，到1933 年初，中共中央機關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轉移到中央蘇區。1933—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機構———上海中央局又被國民黨大破壞，兩任中央局書記被捕後都叛變。據“中統”要員萬亞剛自述，抗戰以前“，中統”在中共內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機關都有內線，對中共的動態瞭如指掌[17] (pp.272~273 )。
中共情報工作獲得全面轉機是在1937 年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在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對共產黨確實比較親密和友善。“中統”原來是全部對付中共的，但抗戰後，“中統”將對共產黨工作壓縮為一科，只有五六個工作人員[17] (p.272)，原來專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轉向”人員，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余飛、王雲程、袁家鏞、汪浩等，都允許其離開各奔前程[17] (p.310)。1939年後國民黨開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張浩《黨的建設》小冊子的刺激[17] (pp.130~131)，以及由敵後八路軍的發展、擴張而帶來的兩黨關係的磨擦，但是國民黨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蘇聯、英美和國內社會輿論的相當的牽制。
1938—1939 年，是中共向國民黨黨政軍大滲透的時期。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等操盤和佈局，將張露蘋、熊向暉、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報人員，打入到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長期潛伏。
周恩來、董必武等在重慶建立了一系列情報關係，重點針對國民黨黨軍政大員和國民黨的要害部門，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員，對地方實力派，對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積極做統戰和情報收集的工作。總之三教九流，全面撒網。這些人中有“東北總會”的閻寶航、白崇禧的秘書謝和庚，以及黃慕蘭、董竹君等等。
中共還對一些意欲回頭的原脫黨人員和前“轉變”人員進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讓他們重新為黨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給黨員名分。1943 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報處：“為要（了）開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種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你處工作幹部中，無論曾脫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願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18] (p.47)。中共西安情報處龐智（王超北） 系統下的中統陝西站主任李茂堂，1926年參加中共，1935 年被捕，次年自首，後加入“中統”，從1941 年開始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直到1945 年10 月後才作為特例，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黨，並由康生代表中央，當著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為“中共中央西安情報處”處長，李茂堂為副處長[18] (pp.96，101)。爭取李茂堂為黨工作，對保衛陝甘寧邊區有重要意義，因為他有資格出席由胡宗南親自主持的極機密的、出席者均須化名的“黨政軍警憲特聯席會議”，李茂堂將每次的會議記錄“都按期交給西情處”，“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統的電報密碼告訴我黨中央，中央因此破譯了許多敵人的重要軍事情報”[18] (p. 48)。
為什麼抗戰爆發前，在國民黨要害部門發展中共情報人員很不順利，但在1938 年後，許多人不為名利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國統區許多人敬慕八路軍；
2.中共有廉潔和奮斗形象，而國民黨有濃厚官僚氣，抗戰中期後腐敗嚴重，很多人轉而欽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引起許多人反感，中共反而顯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根據實施的一些社會改革獲得很高的社會聲望，滿足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同情、關懷底層的民粹情緒；
5.原投降叛變的中共人員，只是因怕死而叛變，腦中的左翼思想卻很難清除，加之在國民黨內不受重用，他們對過去行為產生歉疚感，轉而想為黨做貢獻以贖前錯；
6.地方實力派害怕蔣介石以“抗日”為名兼併自己，他們要聯共以製蔣。
而這一切在1937 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顯的，中共在抗戰後高舉民主和民生這兩面旗幟，讓中共站在了製高點，吸引了不少人。
從技術層面而言，國民黨也是比較容易滲透的。國民黨是一個外表西化、內裡非常“中國化”的黨，早年號稱學蘇俄，但始終學不會。國民黨“中國化”的表現之一就是施政、辦事十分“人情化”。蔣給其部下黃埔學生的電報，多稱對方為“弟”就是一例。國民黨的組織非常鬆垮，軍隊雖有政工部門，但形同虛設，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軍中任要職或帶兵，他的同鄉，同學、七叔八侄皆可引入軍中。如此情況下，國民黨的情報和機要部門就如大門洞開，中共地下人員滲入極為便利。
1988年，楊尚昆在紀念李克農的一篇文章中說：“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主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19]。事實正是如此，甚至蔣介石的身邊也有中共情報人員：沈安娜從1938年就潛伏在蔣的身邊，一直到1949 年才安全脫身[20]。
據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在其口述歷史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都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21] (p.40)劉為章即劉斐，建國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據郭汝瑰說，情報人員多為單線聯繫，他本和劉斐關係很壞，只要劉斐有建議，他必反對，後黨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劉斐的關係，不要被刮利用，他才意識到劉斐也是在為共產黨工作[15] (pp.385~386)。
郭汝瑰身居國防部三廳廳長的要職，深受蔣介石和陳誠的重用，抗戰後期就萌生歸隊意識（郭原為大革命時期黨員，1927 年國民黨“清共”後脫黨），曾幾次秘密和中共情報工作首腦之一的董必武見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為黨提供機密情報，作為黨對其的考驗。郭汝瑰在淮海戰役剛打響的關鍵時刻，將9份絕密情報帶出交給聯繫人，希望儘速交給解放軍，因交接情報的渠道不暢，聯繫人被抓，情報被毀，郭汝瑰未及暴露[15] (pp.389，434~435)。郭汝瑰後在宜賓率七十四軍起義，即向李大章提出入黨要求，李回答：階級隊伍，談何容易[15] (pp.386~387)。建國後論功行賞，郭汝瑰名氣雖大，但未起決定性作用，並非如台灣國民黨方面認為的，是導致黨國崩潰的“罪魁禍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軍事學院普通教員，郭汝瑰寫信給董必武要求入黨，董回信要他接受組織的長期考驗，1957年郭汝瑰還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而遭逮捕，直到1980 年，歷經35 年的考驗，才被吸收為中共黨員[15] (p.388)。
現在有資料顯示，前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在抗戰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觸[5] (p.465)。1947年衛立煌從法國回國之際，曾向中共表示“為了盡快結束中國內戰，我願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力求與中共合作；因個人環境關係，希望絕對保守秘密”[22] ( p.647)。1948 年1 月，衛立煌就任東北“剿總”總司令後，急電巴黎，將老友汪德昭召回國內，讓汪擔任他的秘書處長，以便和解放軍取得直接聯繫[22] (p. 649)。1948 年3 月後，東北戰事已十分危急，蔣介石“急令衛打通沈錦線，將主力撤至錦州，阻止解放軍入關，必要時可放棄吉林、長春，甚至將東北全部兵力退守華北。但衛立煌以解放軍已佔領錦州瀋陽間的要隘溝幫子、國民黨駐瀋部隊須經相當時期的整補方能投入戰鬥為由，拒絕了蔣的命令”。“1948 年5 月初，蔣介石再次電令衛立煌打通沈錦線。他決心將主力撤到錦州，成立機動兵團以隨時準備行動。但衛根本不同意，陽奉陰違使事情不了了之”[23] (p.12)。
在國民黨軍隊中位居要職，卻為共產黨做事的還有一位韓煉成。他於1942 年加入中共情報系統，1947年2 月萊蕪戰役時，在中共聯絡人員的引導下，來到華東野戰軍前線部隊的一個師部。韓煉成本擬率四十六師戰場起義，由於他的僚屬多系白崇禧的親信，條件還不成熟。中共聯絡人員按照陳毅司令員的指示精神，勸告韓煉成突圍時，秘密離開部隊，退出戰場，使所部自潰。這個建議被韓煉成接受了。果然在華東野戰部隊發起總攻後，韓煉成離隊使四十六師失去指揮，造成七十四軍長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萬餘人被殲滅，21 名將級軍官被俘。事後韓煉成又謝辭陳毅的挽留，表示願回南京繼續為中共工作，陳毅經請示周恩來同意後，與韓煉成串聯，編好說辭，讓他假裝敗仗後隻身逃脫。為保障韓煉成的安全，陳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軍營級以上軍官一個也不能釋放。韓煉成曾在中原大戰時救過蔣介石一命，再度潛回南京，復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蔣介石舉行軍事會議，研究戰局，甚至飛赴各個戰場，韓煉成常在隨行之列。送蔣介石看的戰報要經韓煉成之手，蔣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經韓煉成過目。韓煉成將刺探到大量情報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黨接頭人員，並利用其在蔣介石身邊的作用，有意誤導國民黨的剿共戰爭[24]。
蔣介石用人有強烈的主觀性，他對一些和自己有淵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蔣的這個特點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抓住，特別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屬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報人員，派在他的身邊。這些人雖被國民黨情治人員多次舉報，蔣介石和胡宗南等對彼等的信任仍不改變。例如：韓煉成回南京後，萊蕪戰役被俘的一個受傷團長也逃回南京治傷，對韓有所懷疑；華東野戰軍有個乾部叛變，都談到韓煉成在萊蕪戰役中的反常表現，從而引起國民黨特務機關和軍事高層的注意。中統局長葉秀峰對韓煉成旁敲側擊，杜聿明向蔣介石密報，說韓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蔣介石都聽不進去，只是在1948 年4 月改派韓任甘肅省保安司令。1948 年10 月，何應欽確切掌握了韓煉成在萊蕪戰場“通共”的證據，調韓煉成回南京，準備向他下手。韓煉成在友人的幫助和地下黨的掩護下，利用國民黨上層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於1949 年1 月輾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受到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的單獨接見。毛澤東對韓煉成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哪！”[24]
韓煉成、劉斐等潛伏在國民黨的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情報。至於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中的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裡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入共軍包圍圈，蔣介石焉能不敗？
四、淮海戰役後，蔣介石無力“補天”
1948年淮海戰役後，國民黨雖還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國承認，但是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中共勝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蔣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被迫宣布“引退”。民國將亡，人心已散，大勢已去，蔣介石最恨誰呢？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
1949年4 月下旬，解放軍打過長江，攻下南京，5 月23 日占領上海後，國民黨已沒兵可打了，中共佔絕對優勢，國民黨內部分崩離析，兵敗如山倒。毛澤東最清楚，把國民黨軍隊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澤東原以為用五年時間才能打敗國民黨，到1948 年11 月，毛澤東改說：再有一年時間，就可以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但毛澤東的“五年說”在國民黨內部盛傳為，中共預定以五年時間奪取全國，他們拿這句話當救生圈，僥倖以為還有兩三年時間。
解放軍渡江後，“四野”南下，直撲華中、華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國民黨軍隊只剩下兩個主力軍團：白崇禧還有5個軍團，約25萬人，佔據著湖北和廣西；胡宗南集團，佔據川、陝、康等地，下轄3 個兵團，共12 個軍[25] (p.76)，總兵力40 萬。
至於湖南的程潛，有號召力卻無實力。毛澤東給林彪等的電報說，“可考慮予程潛以高級名義，例如南方招撫使之類”[6] (p.209)，熟讀史書的毛澤東順手拈來一個古代官職，用於對他當年從軍時的老長官搞統戰，但在對部下的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使程潛、陳明仁“就範”[6] (p.214)。毛澤東兩手並用，很快實現了程潛和陳明仁的起義，從背後給了白崇禧沉重一擊。
毛澤東指示用大迂迴的戰略戰術，包抄白崇禧的後方廣西，消滅白部。1949 年9 月，“四野”在衡寶戰役中消滅白部精銳第七、四十八軍的4 個師，約4.7 萬多人，極大挫敗白崇禧部的銳氣，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斷了白崇禧集團主力退往雲、貴的道路。隨後，“四野”尋機在廣西消滅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殘軍逃往海南島。
胡宗南部則由“二野”的劉伯承、鄧小平解決。蔣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的才能和氣局，卻被蔣介石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他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26] (pp.322~323)。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於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密報給延安。
從解放軍渡江後的1949 年4—12 月，蔣介石奔波各地，部署軍防，但此時國民黨軍已是“兵敗如山倒”，任何努力也無濟於事了。進入10 月，大陸河山已大半易手。11 月，蔣介石親臨重慶，口稱保衛大西南，卻讓閻錫山內閣財政部長徐堪從台北直飛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銀行僅有的周轉資金80 萬銀元。此時蔣介石已眾叛親離，手下都做叛蔣起義的準備，蔣介石心中全知。
1949 年12 月6 日，“二野”劉伯承、鄧小平指示切斷敵人退往西昌、會理、雲南的公路線，而後合圍敵於成都地區，以軍事進攻和分化、勸降兩手，爭取胡宗南部部分起義、投誠。1949 年12月20 日，胡宗南決定將軍政長官部遷西昌，23日，他同參謀長羅列等人由成都鳳凰山機場乘飛機去西昌，起飛後因西昌氣候不好改飛海南島[27] 。飛往海南島後，胡宗南沒有立即飛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龍無首，此時解放軍大軍壓境，加之成功策反，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 個兵團，共20多萬全部戰場起義。陳立夫晚年曾議論，他說，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備最好的美式裝備，結果竟沒打什麼仗，就敗退下來，真不為人諒解。一直跟隨蔣介石的機要室主任周宏濤也說，胡宗南過早離蓉，使其幾十萬部隊不戰而降，使他“感到憤慨”。
至此，國民黨在大陸的主力軍隊全部被消滅，中共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國土地。
1949年10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林彪在武漢，彭德懷在西安，他們都沒有登上天安門城樓。戰爭很快結束，開國將帥都面臨一個適應新環境的任務，林彪先在廣州後在北京休養，劉伯承主動辭去在重慶擔任的西南黨政軍第二把手的職務，來到南京擔任軍事學院的院長。在這之後，“劉伯承看電視從不看戰爭的場面，一旦電視上出現戰爭場面，他就趕緊把電視關掉”，他說打了一輩子的仗，打仗，總是要死人的，特別是在不與外國侵略者作戰，而是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死傷的雙方，都是農民的子弟，他實在不忍看[28] (p.112)。劉伯承宅心仁厚，堪稱“儒帥”，也應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戰。
以槍桿子奪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1946 年3 月23 日，在四平保衛戰中，毛澤東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5] (p.623)，“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占長、哈及中東路”。4 月6 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致電林彪：“黨內若有動搖情緒，那怕是微小的，均須堅決克服，希望你們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戰鬥，殲敵北進部隊的全部或大部，我軍即有數千傷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鄲戰役，劉伯承、鄧小平所部歷時十日，傷亡八千，卒獲大勝，可為藉鑑。”[5] ( p.625)1949 年7—8 月，“四野”南下兩湖兩廣，東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熱暑，僅十五兵團在9天中就熱死25 人[6] (p.226)。“四野”在7 月，僅病亡就有652 人[6] (p.236)。幾年戰爭，特別是三大會戰，雙方死傷都重，無數士兵的犧牲，成就了革命勝利的基石。
1949年的最後一天，蔣介石在日記自省：“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計九點[10] (p.95)，其中之一乃是“軍隊投機、投降”，“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29]
國民黨馬上失天下，共產黨馬上得天下，繼而馬上治天下，中國的歷史由槍桿子翻開了一頁。
【作者簡介】高華，男，1 954 年生，南京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大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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